聖戰與文明:伊斯蘭與西方的永恆衝突

    　　解讀當代國際政治最深刻的衝突根源！伊斯蘭與西方兩者關於如何建構人類共同體的衝突，而且這衝突是必然。

　　聖戰與文明常常被西方文明中心主義者錯誤地用來解釋伊斯蘭世界的歷史變遷，往往將Jihad（奮鬥、奮戰）與伊斯蘭文明發展作連結，而忽略了伊斯蘭世界秩序形塑的歷史事實。張錫模的『聖戰與文明』破解了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    
                

—–林長寬教授，「前台灣伊斯蘭研究學會理事長」

　　「聖戰」一詞的本意是「神聖的戰鬥」( holy struggle)。穆罕默德於西元六一 ○在麥加所創立的伊斯蘭，以及於六二二年在麥地那所建立的伊斯蘭共同體，並不以「民族」來作為眾民政治屬性的首要定義，而是根據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線來區劃治下人民，因而用當代的概念來說，可以理解為「屬教主義」 —生而為人、血緣，地緣等考慮，並非重點，重點在於是否信仰伊斯蘭，是不是皈依與遵奉伊斯蘭的穆斯林。在論理上與其後的體制上，所有的穆斯林一律平等，且需接受伊斯蘭法的規範。—伊斯蘭法將世界分為「伊斯蘭之家」與「戰爭之家」，理論上，這種區劃僅具暫時意義，隨著先知聖訓的不斷傳播，所有的「戰爭之家」，最終都會變成「伊斯蘭之家」，即世上所有人終將改信伊斯蘭，而穆斯林也有責任促使非穆斯林皈依真主。

　　西方特有的「文明」一詞在世界政治上具有特殊的意義。源自十六世紀西歐絕對主義君主與權貴階層用來指涉宮廷風格的「文明」觀，至十八世紀下半葉即發展為西歐國家體系的動詞，並在一八一五年反革命的維也納體制之後，成為西歐國家體系列強對內「綏靖」，對外進行殖民擴張的理論武器。這就是十九世紀著名的「文明開化」觀。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的阿富汗戰爭，是當代伊斯蘭「聖戰」的轉捩點，而且這當代「聖戰」與聖戰士集團是美國冷戰謀略的產物。為了擊潰蘇聯，美國在這段時間與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埃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國合作，協力動員全球穆斯林介入阿富汗戰爭，訴諸抵抗無神論者(蘇聯共產主義)對伊斯蘭之侵略的防禦型聖戰論理，動員來自北非、西亞、巴基斯坦、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及東南亞等國的穆斯林聖戰士前往阿富汗參加反蘇游擊戰，迫使蘇聯在阿富汗陷入長達十年的泥沼戰。日後成為國際焦點的奧薩瑪 賓拉登和他組建的蓋達組織即是此一「伊斯蘭對抗共產主義」謀略下的產物。此一謀略確實奏效，在阿富汗擊潰蘇聯並促其解體，代價則是阿富汗延宕不止的內戰悲劇、中亞於蘇聯解體後成為能源鬥爭的新場域，以及聖戰士集團返國後各自對自己的政府倒戈相向：阿富汗聖戰士集團間的內戰加巴基斯坦的戰略，促成塔利班的崛起；回到埃及的聖戰士集團，成為攻擊穆巴拉克政權的主力；來自維吾爾自治區的聖戰士，現在成為新疆反抗中國共產政府的主要武裝力量；而回到喀什米爾的聖戰士，則成為激化印度與巴基斯坦關於喀什米爾之爭的新主角。

　　波灣戰爭(一九九○年)確實成為伊斯蘭主義國際武鬥派抬頭的重要觸媒。以波灣戰爭為契機，美軍進駐沙烏地阿拉伯，以及戰後美國主導聯合國對伊拉克的長期制裁，造成該國老弱婦孺大量受難，使奧薩瑪 賓拉登和他的蓋達組織倒戈，世界政治舞台上自此出現全新的國際「聖戰」組織，以世界規模的‧樣態登場，並自一九九二年以降升高對美武裝鬥爭，一九九八年呼籲對美發動「聖戰」。其後，迎來了二 ○○一年的九一一事件與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主戰場仍舊在昔日的阿富汗戰場 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北邊省與喀什米爾，只是劇情逆轉：一九八○年代是美國聯合聖戰士集團共擊蘇聯，而現在則是美國聯合俄羅斯共擊聖戰士集團。

　　歐美學界日益將「伊斯蘭原理主義」與「暴力反抗」這兩個不同的議題聯繫起來看待，並將研究焦點側重在原理主義的暴力面上 ，日益關注伊斯蘭聖戰問題 。與一九七○年代將研究重點置於「伊斯蘭與政治」相較，此一階段的研究重點，轉至伊斯蘭原理主義及暴力／恐怖主義這兩者之關聯性。在此一論述基礎上，加上一九九一年的波灣戰爭以及一九九三年以降的一系列以美國為主要對象的恐怖攻擊事件，一方面伊斯蘭「原理主義」與「恐怖主義」漸被等同起來，另一方面則開始出現「文明衝突」的新論述。